范仲淹父子与淮阳

（此“四贤祠” 照片来自网络。淮阳的四贤祠已不存在。）

范仲淹父子与淮阳

——范仲淹简传

淮阳曾有一座专祠，叫四贤祠。据淮阳县志记载，“四贤祠”是为纪念四位曾在淮阳工作、战斗过的先贤而建造。四位前贤分别是汉代汲黯、北宋范仲淹、包拯、南宋岳飞。看到这个名单，或许不少人会觉得诧异，范仲淹竟然在淮阳工作过？其实还不止这些，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也曾在淮阳工作过。只是，范仲淹和淮阳的相逢，时间很短，且很有些仪式感，和传奇色彩。

一．初入京师即两度遭贬

要介绍范仲淹调淮阳工作的情形，就不得不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的经过。

范仲淹的仕途中有一位比他年龄小不少的贵人，晏殊。晏殊后来也曾在淮阳工作过，但与本文无关，不作累述。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只是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他在政治方面的作为，更为后世所敬仰。晏殊自幼聪慧，5岁能作诗文，被誉为“神童”。江南按抚张知白将其推荐给朝廷，14岁的晏殊深为真宗喜爱，赐同进士出身，进入仕途。

范仲淹丁母忧时住在南京（今商丘，时为宋朝陪都）应天府，晏殊担任南京留守，他邀请范仲淹担任应天书院山长。晏殊对范仲淹的人品、才学都非常赞赏，回京任枢密副使后，他举荐范仲淹出任“秘阁校理”。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系皇帝的文学侍从。位置虽然不算高，但因经常面见皇上，了解大量官场信息，可谓官场中的近水楼台。晏殊显然是要给范仲淹安排一个仕途捷径，希望他能为朝廷出力，尽快成为国之栋梁。可惜范仲淹压根就不是那种把个人前程当作唯一追求的趋利之徒，他有着极重的家国情怀，青年时就立志：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早已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宋真宗死后，儿子仁宗冲龄践祚，由母亲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即1029年，刘太后寿辰，仁宗准备率领群臣为其贺寿。大臣们在下面议论纷纷，认为这样做有损天子威严，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话。刚履新不久的范仲淹义无反顾地出列执言，上疏反对，他认为：“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虚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⑴范仲淹的奏折震惊朝野，众人服其勇，忧其命，但禁不住又后退一步，对祝寿一事更是噤若寒蝉。晏殊闻知，惊出一身冷汗，他气急败坏地把范仲淹叫来，一顿呵斥，指责他“狂率邀名”，“将累及朝荐者”⑵。

太后虽羞怒填膺，却也无可奈何！

宋朝，被历代史家奉为遵守“祖宗家法”的楷模，太祖、太宗两朝制定的典章规矩，后世都自觉尊奉为政府行事的圭臬。赵匡胤死前留有遗训：不得杀上书言事的官员和士大夫。这条铁板遗命救了范仲淹，也给予宋朝官员大胆直谏，仗义执言的勇气。面对太后的装聋作哑，面对恩师的不解和指责，范仲淹一不做，二不休，再上《乞太后还政奏》。范仲淹认为，仁宗皇帝已满二十岁，“春秋已盛，睿哲明发”，刘太后应撤垂帘之制，还政仁宗，以固皇权。面对不识相的铮臣，刘太后继续装聋作哑，摆出恋权不惧万夫指的架势，拒绝评价，不作回应。既已为当权者所嫉恨，范仲淹自感无法再在京城混下去了，主动要求外放。这正合刘太后心意，很快便有了结果，一纸任命将范仲淹贬到山西省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作通判。通判就是地方的二把手，只是比现在的地方二把手多了副署、监督的权力。

河中府任上，范仲淹作《上资政晏侍郎书》，向晏殊剖析自己忧国忧民的心迹，辩白自己绝非沽名钓誉之徒，争取他的理解。当听说朝廷要修建太乙宫、洪福院，老范又痴心不改，上书朝廷要求取消，并建议朝廷珍惜民力，休养生息。通过对河中府府情的进一步了解，范仲淹敏锐地意识到郡县设置过多，势必增加百姓负担。他向朝廷上《减郡县以平差役》的奏折，他以河中府为例，建议朝廷减少郡县数量，减轻百姓徭役，以利农时。

范仲淹忤逆刘太后被贬外放，客观上却得到仁宗的暗自认可，也赢得多数官员的由衷敬佩，晏殊也逐步打消了对范仲淹的误解。天圣九年（1031）三月，范仲淹的行政级别被提升为“太常博士”，调任陈州通判。这次虽是平调，却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任命，意味深长。陈州府毗邻开封，商贾云集，万方辐辏，向为豫州东部之商贸重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陈州治所地淮阳，水域辽阔、稼禾丰茂，古即农耕时代的天赐福地；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宋以来即为帝都开封的后花园。北宋时期的淮阳，亦迎来继西周、秦汉之后，又一个历史文化的鼎盛期，许多下野宰相、历史名臣先后在此供职。范仲淹调任陈州通判，释放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朝廷对范仲淹的品格，才干都是认可的，一旦条件许可，将把他在第一时间内调回京师，辅弼天下。

调到陈州后，范仲淹有了地缘优势，获得更多的朝政信息，也更加关注京师的政治生活。他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对刘太后不经组织部门甄别考核，直接私用干部的现象非常气愤，并深为忧虑，认为长此以往必将带坏官场风气，损毁朝廷形象，甚至可能导致官府败坏，民生凋敝，动摇大宋基业。他遂以唐中宗时，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上官婉儿等私收贿赂，卖官鬻爵为例，对刘太后发起更为严厉的声讨，他上疏朝廷，批判这种肥己祸国的“墨勅斜封”现象。范仲淹的这封奏折，口气直白尖锐，表述激烈犀利，他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化作批判的激情，毫不留情地声讨扰乱朝纲，败坏风气的僭越行为。

根据唐代官制，任免官吏，须经吏部考核推荐后，由皇帝批准，“朱笔正封”颁布任命。到了唐中宗、睿宗时期，朝纲紊乱，规矩尽失，韦后、武氏等近亲显戚，公开地卖官鬻爵，只要给三十万钱，就可得到皇帝的直接任命。这种特殊的人事任命，绕过吏部，由皇帝墨笔御书，档案也是斜着密封，直接下发，所以史书中将其称为“墨勅斜封”。据宫中宦官刘承规记载，刘太后看到范仲淹的奏折后，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道：范仲淹遭遣外任，不知悔改，越级言事更为猖狂无礼了。怎奈，有“祖宗家法”罩着，范仲淹才终无大碍。

太后薨逝，仁宗亲政。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第一时间从陈州回到京师，任右司谏。朝廷要员很快也被大换血，一天之内首相吕夷简、枢密使张耆、副使夏竦、范雍、赵慎、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等统统被免职，当年阿谀太后者，还受到严惩。一时间，善于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纷纷以诽谤刘太后为能事，以取悦皇帝。范仲淹迅疾觉察到这种不良风气对政权稳定带来的冲击，他认为：如果听任将刘太后贬得一无是处，最终必将损害朝廷的权威和声望，同时也会给钻营之徒提供可乘之机，让他们会进一步夸大事实，贬损前朝，捞取政治好处。范仲淹建议仁宗皇帝立即制止批评之声，对刘太后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⑶仁宗皇帝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立马颁布诏令，不许再议论太后时期的政事得失。

如果范仲淹此时能吸取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和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他的锦绣前程不容置疑；当然，他若是从此珍惜个人得失，计较功名进退，中国历史上怕就没有范文正公了。很快为了皇帝的家事，他再次忤逆圣意，甚至不惜采取组织属员上访，集体缠访的极端手段表达诉求。这件事，要从仁宗皇帝废后说起。

仁宗正妻郭氏被立为皇后，是刘太后的安排，仁宗心里多少有点不爽，但当初碍于刘太后的面子也只能忍了。郭后错把刘太后的权威，当做了自己的本事和魅力，肆意把持后宫，擅作威褔。现在太后殁了，后台也就塌了，郭后不仅不知收敛，还非要继续当年的威风，处处和仁宗宠幸的妃子尚氏、杨氏吃醋争风，甚至闹到动手的程度。动手也罢，武艺不精的郭皇后，一巴掌竟误打在急于上前劝架救美的仁宗脸上。这还了得！而且还打得那么狠！太监阎文应建议仁宗向宰执晒脸，以脸上的伤激起群臣义愤。一怒冲冠也好，暗自窃喜也罢，总之以此事为借口，仁宗开始把蓄谋已久的想法付诸行动，正式启动废后程序！

刚刚召回的宰相吕夷简支持废后。他怂恿仁宗道：东汉光武帝也曾废后，郭后打伤皇上，废之，未损圣德。吕夷简的言行明显带有公报私仇之意，因为郭皇后在仁宗罢黜太后旧臣的时候，曾阴过吕宰相，并让其丢了官，贬为陈州知州。多数大臣不同意废后，却依旧选择沉默，这次还是范仲淹和几个同事没有憋住，他立即向仁宗进言，极力反对废后。仁宗不予采纳，颁布诏令：以郭后无子，自愿出家修持为名，封为“净妃”，京城冲妙仙师给郭后赐名‘清悟'，迁居长宁宫。仁宗料到：此诏一出，必有大臣上疏反对，便传下御旨拒收关于废后议题的奏折。

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再一次战胜功利心，彻底爆发。上疏受阻，并未让范仲淹和御史们安静下来，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范仲淹，带领侍御史杨偕、马绛、蒋堂，知谏院孙祖德、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等十几个人，跪在宫门前集体上访，请求仁宗召见。仁宗无奈，派吕夷简出面劝阻、解释。吕夷简将众人带到宫内中书省的办公室，好言相劝，反被孔道辅、范仲淹当众批驳的体无完肤，哑口而归。第二天，范仲淹召集众人，准备进宫继续和宰相理论，刚走到“待漏院”⑷，朝廷圣旨已到，范仲淹再次被赶出京师，外放睦州知州（今杭州淳安），这距离他出任右司谏尚不足一年。那些跟随其后集体上访的臣僚，有官的贬官，无官的罚俸，无一幸免。

河阳签判富弼上疏仁宗，认为：无端废后，已属不当，罢黜言官更是错上加错，“朝廷一举而二失，纵不能复后，宜还范仲淹以来言路”⑸。因富弼本身就是外官，不好再做什么处分，仁宗拒作回应。

二、所有坎坷都是自选模式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改任苏州知州。

次年因在苏州治水有功，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后范仲淹被召进京，先后任职国子监、开封府尹。这时被废的皇后“净妃”，忽然就殁了。坊间传言很多，矛头多指向内侍阎文应。郭皇后本是小病，阎文应带着太医前往诊治，反治丢了性命。御史高若讷、姚仲孙弹劾阎文应，指出其谋害郭皇后。因阎文应长期呆在仁宗身边，深得宠信，范仲淹抱定必死的决心，要扳倒阎文应。在去见仁宗之前，范仲淹甚至做了善后安排，他嘱托长子范纯祐：“吾不胜，必死之。”以生命做赌的范仲淹终于胜利了一次，阎文应被流放岭南，死于途中。

范仲淹赶走阎文应，让当初倒后联盟的吕宰相心里酸酸的，愤愤的，他认为范仲淹太多事，身为开封府尹不该管得太宽。范仲淹亦早看吕老头不顺眼，便很快又和宰相较上了劲。吕夷简久居相位，党羽众多，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百官图》，指责吕夷简把持朝政，滥用私党，建议皇上亲自过问重要官吏的任免，而不能一味地假手宰执。这个指责不光是对宰相权势的冒犯，如果罪名成立，也是吕宰相承受不起的，吕夷简及其同党拼死反击，反诘范仲淹“越权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⑹。范仲淹全力出击，连上《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论，与吕宰相论战。太急于要构建大宋王朝的清明政治，朗朗乾坤了，范仲淹的“四论”言辞激烈，锋芒必露，夹在两派中间的仁宗皇帝都感到有些过分，于是范仲淹再遭罢黜，改知饶州（今江西上饶鄱阳）。

范仲淹这次败得很惨，抄家的命令出自仁宗皇帝，还是吕宰相，不再重要，但对范仲淹和家人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范仲淹因与宰相闹矛盾受到朝廷重处，在朝野激起一片反对浪潮，秘书丞余靖，请求改变对范仲淹的处理；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称是范仲淹同党，自请罢黜；馆阁校勘欧阳修指责高若讷，身为御史却对范仲淹的不平遭遇沉默不语；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指责高若讷。很快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四人皆遭贬谪。迫于吕宰相的压力，范仲淹出京，竟然没有同僚敢去京郊送别。图龙阁直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前来送行。李紘，系范仲淹孩子的舅舅，冒险相送，尚在情理之中。有人对王质的痴心表示不可理解，问王质，你就不怕被人家定为范仲淹“朋党”吗？王质老先生慷慨激昂：范公是当今贤人，下官难望其项背，如能成为范公的党人，那将是下官莫大之幸，又何惧之有？⑺。

在饶州，范仲淹染上肺病，妻子李氏整日为丈夫担惊受怕，并随之四处漂泊；此次，抄家时受到极度惊吓，加之途中颠簸辛劳，在贬谪途中离世。李氏是参知政事李昌龄之女，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自打跟了范仲淹，就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但二人相濡以沫，相互支撑，感情笃深。现在李氏去了，贬谪途中更是世态炎凉，范仲淹悲痛不已。建德县令，著名诗人梅尧臣对范仲淹很是崇敬，特作《范饶州夫人挽词二首》，派人送到饶州，给范仲淹带去极大的精神慰籍。同时送来的还有梅尧臣写的《灵乌赋》，梅尧臣以乌鸦做譬喻，奉劝范仲淹：乌鸦用叫声提醒人们注意凶兆，虽然是对人奉献忠心，人却“反谓尔多凶”，“招唾骂于邑闾”。所以，做人不“噪啼”，不“睥睨”，在城头上蹦来蹦去，逍遥快乐，岂不悠哉⑻。范仲淹心领了梅尧臣的好意，亦作《灵乌赋》回复梅尧臣，表达了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宁鸣而死，不默而生。”⑼

景祐四年（1037年），京师地震，直史馆叶清臣上疏，说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议朝政，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⑼。叶清臣把地震的原因归为朝廷政务失当，奏折送上去不久，“四贤”和蔡襄的境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均被调到离京师较近的地方。范仲淹改知润州（今天镇江）。赴润州任途中，范仲淹在彭泽拜谒狄仁杰祠，写下名篇《唐狄梁公碑》称赞狄梁公“刚正之气，出乎诚性，见乎事业。”⑽这也是范仲淹自己政治理想的抒发。宝元元年（1038年）冬，范仲淹改知越州（今绍兴）。就在此时，西夏起兵，边关告急。

党项原是大宋臣国。宝元元年，李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并在三川口大败宋军，西北边境吃紧。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范仲淹被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永兴军统帅；七月，升图龙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副使，并知延州（今陕西延安）。范仲淹在西北，改革军队旧制，强化部队训练，极大增强了所部的战斗力。康定二年元昊大军进犯边界，主将夏竦，副使韩琦请求反击，范仲淹认为敌军锋芒正盛，决战的时机并不成熟，坚决反对出战。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任福所部在好水川遭遇埋伏，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损兵一万多人。夏竦降为豪州通判，范仲淹改知耀州（今陕西铜川）。

五月，范仲淹被授庆州知州（今甘肃庆阳），兼环庆路部署司事。他联络羌族各部，定犒赏，严惩罚，开诚布公，羌族各部纷纷脱离西夏，归顺大宋。范仲淹还主持修筑大顺城，修葺细腰、葫芦等军寨，打消了归顺大宋之各少数民族部族的后顾之忧。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再次犯边，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惊慌失措，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在定川被夏军击败，葛怀敏等十余名将领阵亡，死伤9400余人。元昊乘胜进逼潘原。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援救，西夏军队随即撤出边塞。仁宗大喜，级别上加封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具体官职上实授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边事暂息。仁宗招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同时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六月，仁宗欲拜范仲淹参知政事，范仲淹担心西夏有变，希望继续留守边疆，不愿回京高就。仁宗罢免宰相王举正，再次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这是一个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也是范仲淹一生中所担任过的最高级别官职。

上任后，范仲淹、富弼等开始着手改革弊政，制定新法。次年，范仲淹上疏仁宗，提出七项改革方案，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任何社会变革，其实质都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既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必然有人欢喜有人忧，主持这场利益分配的范仲淹也就必然再次成为大宋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焦点。范仲淹等私结“朋党”的议论在朝野中再次兴起。此刻，仁宗对改革集团和新政的态度并不坚定，亦不明朗。

此时，西北边事再起，范仲淹决定投石问路，一探仁宗对改革的真实态度，他主动要求外出巡守。仁宗立即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赴边途中，范仲淹专程取道郑州，拜会了老宰相吕夷简。吕宰相帮助范仲淹分析局势，告诉其再回到朝廷中枢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两人开诚布公，尽释前嫌，言谈甚欢。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内外对新政的反对之声愈烈，范仲淹请求外知邠州，仁宗准奏，遂免去范仲淹参知政事，改为资政殿学士。这次人事变动，也间接表明仁宗已经明确放弃了对改革派的支持。不久，庆历新政诸措施被废止，改革彻底失败。

十一月，范仲淹身体日渐虚弱，经不住边塞凛冽的寒风，仁宗出于爱惜之情，改任范仲淹为邓州知州。虽然此后范仲淹一直受到仁宗关爱、关注，但是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朝廷中枢。范仲淹悠然地在几个文化悠久，民智开启，环境优美的府州之间转悠，但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国忧民之情却从未在范仲淹心中淡化。庆历六年，即1046年，身处邓州知州任上的范仲淹，终于用一篇千古奇文，将自己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用凝练、优美、铿锵有力的句子表达出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亦成为万千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亦成为天下士大夫最高的理想境界。

皇佑四年五月二十日，范仲淹亦是在徐州辞世，享年64岁。

三．对范仲淹的历史综述

（一）范仲淹不仅是当时知识分子、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且为北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范仲淹在执掌应天书院时，严格管理，亲自讲学，兼济贫弱，光大学风。范仲淹在担任应天书院山长时，“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名声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⑾应天书院所以能一直稳居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大概与范仲淹曾求学于此，后又任山长，执掌书院，不无关系。应天书院人才辈出，名重一时。

其次，范仲淹非常重视教育，所到之处大力兴办学校，开启一方民智。范仲淹在苏州时，曾选中一块地准备建屋居住，风水先生看后，赞叹此乃出公卿之地。不意，范仲淹闻言，释然道：我家已经有人为官，不若让苏州子弟多出才俊，兴国利民。遂在此地上建立苏州郡学。范仲淹被贬饶州时，兴建饶州郡学，并预言二十年后必出学魁。“治平乙巳，彭汝砺果第一人及第。”⑿。

范仲淹还十分善于发现人才，并及时引导，大胆举荐。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二十一岁的学子张载向其上《边议九条》，并准备招募人员在边关建功立业。范仲淹召见张载，对其才学非常欣赏，建议其放弃军事上的抱负，勉励他细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果然不负恩师厚望，终成一家，成为关学创始人。

谈到北宋理学，很多人习惯将其等同于“程朱理学”，其实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偏颇。张载的关学、周敦颐的濂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共同成就了宋代理学的博大精深。张载的“横渠四句”更是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另一种境界的人生理想和为民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和范仲淹的名言一样唱响千年，激励了无数的知识分子。同时期的曾年轻官员，如欧阳修、富弼都受到过范仲淹的指导，富弼曾是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时的学生，他们对范仲淹尊敬有加。欧阳修评价范仲淹“刚直好学，通古今，班行中无与比者。”⒀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做山长时，南京留守晏殊家中有女待嫁，希望范仲淹能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一位良婿。范仲淹便推荐了两个最优秀的学生，供晏殊选择。范仲淹说：应天书院的学生中有两个举子，富皋和张为善，都很有才学，将来都是作卿辅的料。晏殊问两人哪位更优秀一点？范仲淹对两位弟子都很喜欢，便巧妙地介绍道：富皋，“修谨”，也就是说富皋处事谨慎；张为善“疎俊”，也就是说张为善长相英俊。晏殊毫不犹豫地选择富皋做了自己的东床快婿。富皋，后来改名“富弼”；张为善，亦改名“张方平”。此后，二人均成为北宋著名政治家。

（二）范仲淹胸怀博大，光明磊落，同而不党，不结私怨的风范亦足以名垂千古。

刘太后去世后，官场兴起以清算刘太后执政时期失政行为为能事的风气，范仲淹虽屡遭太后打击，但他认为过分贬低前朝，必然败坏皇家形象，危害朝廷权威，同时也会助长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投机进身，捞取政治好处。范仲淹即刻向仁宗进言，应及早制止这种歪风，太后辅助冲龄皇帝十几年，功劳应该是主要的，不能“以小故，掩大德。”仁宗果断地采纳范仲淹的建议，下令禁绝这个议题。而在此事中，范仲淹表现出了超常的豁达和开朗，亦显示了非同一般敏锐的政治嗅觉。

范仲淹第二次赴西北时，专程到郑州看望已经致仕休闲的老宰相吕夷简，并虚心征求他对时局的看法。吕丞相亦敞开心扉，直述己见，提醒范仲淹：他这次离开朝廷，重新回到权力中枢的可能性已经没有。范仲淹亦从老丞相的目光中，看到了“庆历新政”的最终命运。两人开诚布公，畅谈甚欢。范仲淹刚到西北防署就传来吕宰相过世的消息，范仲淹黯然神伤，作《祭吕相公文》，悲叹“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欧阳修是范仲淹的铁粉，在所撰《范公神道碑铭》中，对吕夷简和范仲淹后来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做了专门叙述，以赞许二人以天下事为先的优秀风范。可惜，范仲淹的二子范纯仁不这么看，在主持镌刻石碑时，他划掉了这部分内容。欧阳修知道后大为失望。后世朱熹也以此对范氏父子做了一番比较：“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证。忠宣（范纯仁谥号）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

（三）以德报怨，首创“范氏义庄”。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江苏苏州人。他跟随最后一位吴越王钱俶，归顺大宋，后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墉驻军河北正定时，娶谢氏，生第三子范仲淹。翌年冬迁任徐州，因天寒劳顿，到达徐州未及上任就在徐州病逝，封国师，赐周国公。

在官府，和生前好友的帮助下，范母谢氏带着年仅两岁的范仲淹，千里跋涉扶柩回到苏州。但苏州的范氏族人只同意安葬范墉，却拒绝接纳范仲淹母子。无助的谢氏只好在丈夫的坟茔旁搭个草庵容身。幸遇赴任途中的朱文翰，谢氏改嫁朱县令，范仲淹改姓“朱”，取名“说”（与“悦”同音）。朱文翰辗转各地，用做县令的微薄收入，将范仲淹、及他的弟弟妹妹养大。范仲淹成年后，意外得知自己的身世，悲愤不已，毅然离开朱家，赴应天书院求学，自立门户。母亲派人追赶，范仲淹让来人给母亲捎话，“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⒁

范仲淹及第后，即迎养母亲谢氏，并要求改回本姓。范仲淹恢复本姓的要求遭到苏州族人的百般阻扰。直到范仲淹向族人保证，归姓后绝不企求家族财产，才被族人接纳。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上《奏请归宗复姓表》，并得到皇上恩准。范仲淹对南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江淹十分敬仰，便给自己起名“淹”，因其属“仲”字辈，祥符八年登乙科进士第九十七名的“朱说”，正式更名“范仲淹”。

虽然一再遭遇族人薄情对待，和残忍抛弃，范仲淹并没有改变对范氏族人的关注和热爱。范仲淹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⒂范仲淹将自己划粥断齑，寒窗苦读取得的功名和成就，归结为苏州范氏列祖列宗“百年积德”的恩荫；并以此激发自己的感恩之心，倾其所有回报族人，这种高风亮节的胸襟和大公无私的情怀，前无古人，少有来者。

他与苏州范氏族人商议，由自己出资购买田产，以田产收益来帮助族中生活无着者，让饥者能果腹，寒者有衣穿。范仲淹还出资建设房舍，兴办家学，帮助生活困难的子弟寄宿求学。之后，范仲淹不断出资购买田产，壮大义庄规模，使“范氏义庄”得到极大发展，并繁荣兴盛900余年，直至宣统年间，苏州范氏义庄还拥有田产5300亩，并运作良好。

（四）赐谥“文正”，人生画上圆满句号。

谥号，是后世对帝王、皇后、王公大臣等有较高社会地位者的凝练评价。始于西周，逐步完善于后世。谥，分上谥、中谥、下谥。而上谥中，又以“文”字为上谥中的上谥。东晋时期，或单赐“文”字，或配其他字，如“文献”。唐朝改为“文贞”，魏征是第一个被谥为“文贞”的名臣。北宋沿袭唐制，北宋初年的名臣，如李昉、王旦都被赐为“文贞”。

仁宗，本名赵祯，为避讳，谥号“文贞”改为“文正”。论官位，范仲淹始终都未当上宰相；论政绩，他主导的“庆历新政”，亦在夏竦集团的围攻下无疾而终。但范仲淹不畏权势、不媚俗世、不计得失、不存私利的精神；他豁达的胸襟，高尚的人格，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范仲淹被仁宗赐谥“文正”。范仲淹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谥“文正”的人。

夏竦去世时，仁宗亦准备为其赐谥“文正”。司马光听说后，立即上疏反对，他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致。皇帝打消了谥夏竦“文正”的念头，改谥“文庄”，“文正”也从此奠定了其文官第一谥的崇高地位。之后的历代皇帝对赐谥“文正”都很吝啬；文臣名士更是以得到“文正”谥号为人生最大荣耀。

明朝大学士李东阳深受皇帝信任和倚重，多次因身体原因请求致仕养病，均未获准。其在弥留之际，内阁大臣杨一清去看望他，李东阳对自己死后皇帝赐什么谥号很是惦记。当杨一清告诉李东阳，皇帝准备给他赐谥“文正”时，气若游丝的李东阳居然从被窝里爬了起来，在床上磕头谢恩。

仁宗，以天下第一美谥，为范仲淹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四．尾声

文章已到结尾处，是时候照应一下题目了；既定题《范仲淹父子与淮阳》，也是时候交代一下范纯仁了。范仲淹有四个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范纯仁系第二子，也就是前面提到给父亲刻制“神道碑”时，删改欧阳修祭文，被朱熹批评的哪位。虽然胸襟，境界不如其父，但是官却做得比老范顺风顺水。

天圣五年（1027年）六月范纯仁生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元年中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范纯仁以离父亲太远，拒绝赴任。朝廷调其任长葛知县，仍不赴任。范仲淹问其原因，范纯仁说：“岂可重于禄食，而轻去父母邪？虽近，亦不能遂养焉。”⒃父亲去世后，范纯仁才出仕为官，走了父亲曾走过的路，却比老范走得远，登得高。和父亲一样做过御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父亲做过二把手的河中府，做一把手，知府；元祐元年任同知枢密院事，后来更是拜了宰相，位极人臣。哲宗亲政后，范纯仁又被贬出，先后知河南府、陈州府。《宋史》中，纯祐、纯礼、纯粹附列范仲淹传后，而范纯仁则是单独立传，其子正平附列范纯仁传后。

范仲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亦是中国士大夫的不朽榜样，陈州因他的到来而倍感荣耀，淮阳文化因他的添彩而更加厚重，能身处其中，我亦因能亲近淮阳而自豪。

2019年6月15日定稿于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