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为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本报邀请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明进行研究阐释，引导大众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发展史，领略中华文明无穷魅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2年立项以来，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4处都邑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考古发掘和研究，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确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取得了显著成果。

提出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文明是人类脱离原始野蛮状态而发展至更高文化的社会阶段。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我们依靠考古学来论证文明起源，需要从考古中找到文明形成的标志。一直以来，国际学术界流行的考古学中的文明标准，主要是外国考古工作者根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归纳所得出，其衡量文明社会的标准，主要为三个方面：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建筑。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将考古学上的文明标准向全球传播。传到东方之后，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认为，文明的标准还应加上“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这四项标准都有一定区域内考古学证据，但未必完全符合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的情况。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身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考古材料，兼顾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增加，区域性的聚落中心逐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邑，出现了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了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世界各地不同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不尽相同。在中国，彰显王权的方式有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大型墓葬等。

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后，中国各区域农业获得大发展，人口增加，区域中心逐渐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邑。都邑内有王居住的宫殿等高等级礼制建筑、埋葬王和权贵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彰显权贵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同时还出现了奴役现象，一部分人为贵族殉葬或被用于建筑宫殿奠基。

在这些都邑遗址中，有特定的区域作为手工业作坊，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表明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已经专业化，并且为权贵阶层控制和垄断。各地都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也就是早期的国家职事、职责的官僚群体。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掌握军事与宗教权力的王，以及由王控制、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政体——早期国家。

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课题。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良渚文化时代距今5300年至4100年之间，良渚遗址出土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大片的稻田和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遗迹，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其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奠定了基础。发现以莫角山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反山与瑶山顶级贵族墓地、高等级的祭坛为核心，形成相当规模的中心聚落与不同级别的聚落等级。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良渚时期古城，说明不同规模的城市已经出现。从大型夯土基址与大规模贵族墓地的修建、水利设施的修建，以及用玉制度诸方面看，良渚社会已经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形成不同的权力层级，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不同的阶级。良渚手工业趋于专业化，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琢玉工业尤为发达，玉器数量众多、品种丰富、雕琢精湛。大型玉礼器的出现，并且为贵族所垄断，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出现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专家们认为是“原始的文字”。诸多考古发现表明，良渚社会已经跃入文明社会，进入到早期国家阶段。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属于考古学上龙山文化的晚期。陶寺遗址被确认为都邑性遗址，发现有贵族居住的大型宫殿区、贫富阶级分化的墓葬区、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区，天文观象授时的建筑遗迹，并且可能已经制定历法，能够制造多种类的礼器如陶器、青铜礼器等，并且发现了文字。

陶寺遗址发现了3座城，其中陶寺文化中期的小城西南部祭祀区内，发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基址，呈扇面形，分为三层，最里面的一层有夯土柱的遗迹，排列紧密，柱与柱之间有缝隙。在2003年冬至那天，天文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发现在一个缝里面，正好看见日出。学者们研究认为，这可能是观天象祭祀台基址。这与《尚书·尧典》里记载的“观象授时”很接近。在陶寺中期大城内东北部发掘了大型夯土基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可能是宫殿基址。在手工业作坊区发掘一座夯土基址，发掘者推测其功能可能与陶寺城址的手工业管理相关。陶寺遗址内发现数片大小不等的墓地。发掘者根据墓圹规模、葬具、随葬品种类及数量等因素，将陶寺遗址墓地分为六类：一类墓为王者身份或方国首领及王室成员；二、三类当为等级不同的贵族，三类墓出土有使用痕迹的石钺，墓主或属武士阶层；四类墓可能是贵族中身份低下者或平民中的富有者；五、六类墓应是平民墓，六类墓中规模最小，无任何随葬品者当是贫民。在有些较大型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礼器，反映了当时的礼乐制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陶寺遗址还发现了文字，在一件陶背壶残件上，有两个用毛笔沾朱砂写的字，其中一个毫无争议的是“文”字，专家们对另一个有“尧”“昜”“命”等释读意见。发现了可能作为乐器的铜铃，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铸造铜器。

从陶寺遗址的诸多发现来看，无论是以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判断文明标准，还是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判断文明社会的标准，陶寺文化都已经达到文明社会并且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阶段。这些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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